圣凯法师：学术与弘法 —— 从佛教界看佛学研究的立场与态度
2024-09-05 04:05:49
圣凯法师
从1990年出家以来，岁月悠悠，转眼间便过去了13年。可是在佛法的熏陶中，自己仍然觉得远远没有满足。从福建太姥山平兴寺下山后，一直都在读书、学习，这也是一种难得的因缘与福报。在中国佛学院那种幽静的环境中，渡过非常安静、稳定的七年时光，那种单纯、简单的生活实在令人怀念。后来，又因为不可思议的因缘，考到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大学的生活，其实离自己是比较遥远的，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再加上喜欢独处的性格，除了上课、听讲、查资料，也很少呆在大学的校园里面，但是大学那种气氛还是深深地感染了我。
也许是自己的前世因缘，自己的天性，只能是一位“书呆子”式的出家人，不愿意去从事管理、接触社会，只愿意读书、写作。能够有一个清静的环境，让自己能够自由地思维，让思想自在地飞翔；能够有一种安定的生活，不须为生活的油、米、盐、醋烦恼，然后悠闲地读一些书，再敲敲电脑，记下一些想法与心得，从事一点研究工作，一直是自己的奢望。有时，想想博士毕业之后，不知是否还有这种福报，也真的很难说。前途的渺茫，一直是自己从出家以来最大的感觉，那只能随缘吧！回思自己这几年的经历，有种生活在佛教与社会的“夹缝”与“边缘”的感觉，难免有几分感伤。但是，无论如何，自己却也因为这样跨入了佛学研究大门，这也是自己的追求与期望，生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当然，作为一名出家人，自然有自己的佛教信仰与体验，于是在佛学研究上便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如喜欢从事忏法的研究、净土思想的探讨、佛教思想的考察等。同时，因为受到南京大学哲学系学风的影响，自己又对道教、佛道关系发生一些兴趣。下面，简单谈一些感想，向大家汇报和请教，希望能够对佛教界推进佛学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佛学研究的意义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如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磨”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宿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这种不同的侧重，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一类；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傍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如隋代慧常、唐代宝岩等。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佛教的信仰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这正如印顺法师所说的“中国佛教的衰落，不仅是空疏简陋，懒于思维，而且是高谈玄理，漠视事实；轻视知识，厌恶论理，陷于笼统混沌的境界。”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但是，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但是，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在接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这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记得在2001年出席“中越佛教教育研讨会”，发表了一篇《二十一世纪僧教育构想》，曾经提到佛教界对学术研究人才则有着双重矛盾的心理，就是对出家人从事学术研究抱有否定的看法，但是又觉得学术研究有其价值与重要性。一句“佛教怎么可以用来研究的，不好好修行”平常话，足可以表明现代中国佛教界对学术研究的态度与立场，重视传统的中国佛教界对现代佛学研究有种难以适应、格格不入的感觉，甚至生起一些抵触与反感。但是，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佛教界便出现了许多矛盾的举动。一方面，佛教界出资、出力，邀请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体现对学术研究的重视与提高。一句“教界、学界强强合作”，已经成为“口头禅”，其实我们佛教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人才，如何用来交流、接轨、合作？另一方面，佛教界并没有从心理上真正重视学术研究，总是把学术研究作为提高寺院声誉的手段，学术研究作为“附属品”与个人爱好，其实离佛教界的“宠爱”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因为佛教界并没有真正认识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突显了佛教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往往在佛法的理解上有其优越性。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真正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了解过去佛教的真相，从了解过去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七届佛代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耐力与潜力。
二、佛学研究的立场
我们佛教界非常不喜欢那些考证的文章，这是因为害怕自己信仰的神圣性遭到攻击。当然，这跟中国佛教界一向重信仰、重修持、重传统有关系；另外，一些应用考证法的学者，难免草率、武断，从而引起佛教界的忧虑、厌恶。但是，这同时表现了我们佛教界两点软弱的地方：首先、底气不足，我们一向宣称佛教是智慧的宗教，佛陀的教法是最圆满的，既然是真理，为什么会害怕别人研究、考证？其实，在佛陀时代，总是有许多外道前来问难，佛陀总是以他的伟大智慧将其度化，让他归依佛教。反观中国佛教史，尤其是“法难”的时代，来自儒家、道教的种种诘难，高僧大德们都能够给予圆满的回答，无论是“老子化胡”，还是“夷狄之辩”，他们都能从佛教的立场进行答复。底气不足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自己也搞不懂，只是觉得很受伤害、很无奈。所以，其次表明佛教界缺乏反驳、辩难的能力，通读《高僧传》，我们对那些高僧们的学识、修养、辩才、勇气等方面，只能赞叹和感叹。即使在民国的时候，面对学术界的一些问题，如“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大乘佛教非佛说”、《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等问题，我们佛教界总能从自己的观点给予回应，虽然这些问题都没有定论，但这正是民国佛教界的努力，否则的话，我们对那些结论只能表示“遗憾”。所以，佛教界要通过许多场合来表达我们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丧失了发言权，就等于放弃我们二千五百多年的传统。
首先，佛教徒从事佛学研究，必须重视我们信仰的宗教性，即佛法不共于世间的特性。虽然从哲学、文化等角度来研究佛法，提出“佛教哲学”、“佛教文化”，有非常高的成就，并且也为佛教进入社会生活提供了媒介、手段。但是，佛教作为一种教化，总是有其宗教的信解传统，如佛陀十力、四无所畏等功德，佛教的五眼、六通等神秘领域。所以，这是属于我们信仰与宗教领域内的宗教事实，不能以我们现代人的想法，或者以无信仰的态度去研究，认为那是一种“神话”、“传说”。所以，应该要重视佛教信仰的神圣性、主体性，这不是通常考证所能得出的。如肉身不化、临终时的种种瑞相、平常修行中的感应，这是一种事实，这就是佛学研究的宗教性。其次，佛学研究应该注重考察佛法的真实与方便。“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这是指诸法的恒常普遍性。但是，真理一旦用言语表达出来，佛法的思想、制度等在世间流传，便受到无常法则的支配。因此，佛法在适应众生的根机过程中，便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有种种方便。无论是汉传、藏传、南传等语系佛教，从根源来说，都是印度佛教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弘传。从演变来说，又受到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与时代的推移。
所以，研究佛法必须从在这些不同风格的佛教形态中，抓住佛法的根本与真实，理解佛法的特质，探讨佛法的真实意趣。以究竟真实为准绳，而统贯衡量一切法门。这样，我们看印度佛教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一直都有一种内在的生命与精神，而不是“进化论”的演变。如唯识佛法中，从无著、世亲的初期唯识，已经基本上奠定阿赖耶缘起、三性三无性、种子、影像等理论，这样以后的陈那、护法，一直到中国的玄奘、窥基，都没有离开这些根本思想。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很喜欢强调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但是“中国化”的佛教仍然是整体佛教的一部份，仍然是佛陀教法在中国流传的形态，佛法的教化精神依然是在指引着众生走向解脱。
但是，佛法在世间无法避免方便适应性，这是世界悉檀，便于佛法的弘传。当然，这些适应与方便，难免引起一些副作用，时间一久便成为“流弊”。如忏法的发展，本意在于忏悔业障而清净，从而能够更好地持戒、修行；但是，为了适应民间习俗，经忏佛事的盛行，反而成为一种“障碍”，致使佛教遭到许多责难与批评。因此，学术研究旨在于厘清这些方便的源流与发展，为我们清除这些“肿瘤”提供切入点与方案。
在佛法的化世导俗过程中，真实与方便都是离不开的。而且，佛教在一定时空流传已久，便会形成一些传统。如中国佛教的农禅并重、素食护生等都是固有的光荣，也是中国佛教延续的重要力量，值得我们去珍惜。所以，我们研究佛法，便不能说“素食”不是印度佛教本有的，从而加以废除，这是有违于佛法的本意。所以现代佛学者，应有更广大的心胸，树立超地区、超宗派的崇高信仰──“惟佛法的真实是求，惟现代的适应(不违佛法而适应时代，不是随俗浮沉)是尚”(印顺法师语)。对于传统、固有的思想、制度、礼俗等，应作善意的探讨，而不应以指责呵骂为目的。真正的佛学研究者，要有深彻的反省的勇气，探求佛法的真实，而求所以适应，使佛法有利于人类，永为众生作依怙！
最后，佛学研究应该有包容性，能够容忍与赞叹不同的观点、思想，这是佛法研究者应有的气量与心态。我们佛教界当然要有自己的看法与认识，但是也要容忍其他的想法。异说纷纭，虽然看起来是破坏、紊乱、骚动的因素，但是这无疑会刺激和促进我们去深入了解与探讨，而且这其中还有正确与建设性的成分。即使有错误、粗劣的地方，也是我们参照、改进的力量。无论是中国的春秋战国，还是佛教的分头发展，百家争鸣都会造就了辉煌与繁荣，如隋、唐、宋的佛教，宗派林立，高僧辈出，纷争不断，如天台宗的“山家、山外”，禅宗的南宗、北宗等，却成为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
当年，铃木大拙曾经批评胡适在没有获得“般若直觉的能力”前提下，却“着手去研究它所外现的一切”，其实“根本不知禅为何物”。铃木认为这种“对禅的本身尚且没有讨论的资格，更不必说去讨论它的诸般历史背景了”。这是从信仰主义、实践主义、经验主义来排斥一切非信仰、非经验的知识意义上的探讨。其实，近二十禅宗史的研究所取得成就，恰好能够说明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这就需要我们佛教界的包容心。
反观现代佛教界，已经很少进行一些争论，无论是为法义，还是为一些制度、礼俗，大家都已经习惯用一种“声音”说话，于是便造成一种思维的惰性与行为的惯性。这样，对佛教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最致命的。因为信仰是需要激情的，我们却毫无激情地拥有这份信仰，这样会导致信仰的“荒漠化”。所以一些不同的想法，一些批评、责难的声音对现代佛教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
三、推进佛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
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佛教界已经意识到佛学研究的重要性与价值，于是纷纷培养自己的研究人才，出版学术刊物、学术著作，举办学术研讨会等。但是，重视这方面工作，在全国寺院来说，只有上海玉佛寺、龙华寺、河南少林寺、广东南华寺等为数甚少的几座寺院。从推进佛学研究来说，必须有人力、财力、物力等几方面的综合投资，才能真正起作用。
首先，培养佛教界高素质的学术研究人才，这已经成为当前佛教界在人才培养上的重要缺陷。虽然，佛教界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办各种佛学院，但是弘法人才、教学人才、学术研究人才仍然远远无法满足佛教界发展的需要。因为，这些人才的养成与成长，并不是几年的功夫就能“出山”，一位学有所成的法师至少需要十年的“寒窗苦”。但是，在急功近利的环境下，在佛教界对文化和学术还没有形成足够重视的情况下，“法师”的处境其实是非常的尴尬。出家人也是“人”，生活总是很现实的，当一位出家人读了十年书以后，发现自己远远比不上那些在寺院从事管理的同道。读书、学习总是需要钱，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到国内大学读书，经济总是首要的，这笔钱由谁来负担？所以，大陆佛教界在感叹台湾佛教界拥有多少博士、硕士时，是否想到我们是否花心血去培养？我们佛教界在搞慈善事业时，捐款都是几十万、上百万，可是对出家人自己却是非常苛刻，佛学院永远都是经费紧张，学僧们永远没钱去买书。
一位年轻出家人的成才，尤其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出家人，需要整个佛教界提供一种成长环境与保障制度。我总是在追问一个问题：如果印顺法师一直生活在大陆，是否能够成为今天的印顺法师？或者说，今天我们大陆佛教界是否能够出现象印顺法师、圣严法师这样的出家人，拥有一颗热诚的信仰心，又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非凡成就？时势造英雄，这就是需要佛教界有这样的环境，因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出家人会给佛教徒造成“无信仰”、“不修行”的“假象”，来自这种批评与指责的压力非常大，会使一些具有学术潜能与资质的出家人望而却步、退缩。佛教的多元化发展势不可挡，我们在呼唤“大师”，是否想到我们并没有提供产生大师的“母胎”。
而且，其中最可怕的是，当佛教界很不容易出现几位学术研究人才，却毫不怜惜，甚至排斥、拒绝，于是我们一边在喊缺乏人才，另一边却是“资源流失”。其实，中国佛教界的领导层已经看到这一点，七届佛代会便指出：“从当前佛教人才培养的现状来看，青黄不接的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是许多老一辈高僧大德相继辞世，另一方面有相当部分的青年僧人得不到很好的培养和使用；一方面缺少有坚定信仰的佛教管理人才，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修兼备的僧才得不到重用；一方面缺乏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另一方面培养的僧才严重流失，学成的也未能很好使其发挥作用。”这二十年，中国佛教界到国外留学、进大学读书的学僧已经高达五十多位，可是回国、回佛教界从事弘法和教学者总是寥寥无几，这不能怪他们不愿意回来，关键现在哪个寺院和机构愿意“收留”他们，哪个寺院愿意说提供足够的资金，不需要你们干任何事情，只要好好读书、写作就行了？所以，这是目前中国佛教界在人才培养上的“黑洞”，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人才流失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佛教界只有祛除功利心，为这些人提供一个稳定、宽松的环境，能够让这些人能够安心地呆在佛教界从事学术研究，哪怕是保护“古董”、“文物”也行，毕竟人才难得！我总是设想集中全中国佛教界的力量，建一所研究院来聚集、保护佛教界的学术研究人才，作为人才储备基地，或者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应该发挥这样的作用，这样办佛教大学、各种文化弘法事业才有真正的“软件”与“内存”。
其次，我们不仅要自己培养人才，更要引进学术界的力量，加强与学术界的合作，佛教界这几年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一点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在这种教界、学界强强联合的过程中，佛教界的“劣势”会造成许多误区，也会引起一种“崇洋媚外”的心理。因此，重视佛教界自身的力量，让有限的人才发挥最大的作用，让我们佛教界的人才在与学术界的交流与磋商中，得到成长，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佛教界推进佛学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我们除了尊重学术界的立场与观点以外，也要引导他们尊重我们的信仰与观点，否则的话我们真有点“请人来骂自己”的感觉。
最后，推进佛学研究最终是要落实到弘法与实践。佛教的发展需要各种参照体系，因此佛学研究应该具有以古为鉴的意义。我们面对现实佛教界的种种困境，希望能够从古代佛教的发展与源流中，找到一种脉络与线索，从而能够对当今佛教的发展提供参照意义与建设方法，这就是佛教推进佛学研究的主动性。因此，我们可以自己设立一些课题，邀请专家学者共同合作，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往往具有现实意义与弘法价值。这样，我们出版刊物、学术著作，都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与目的性，更能达到弘法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