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5-07 04:06:22
▲飞越山西之云冈石窟
全真道与云冈石窟
云冈第2窟外壁上方,残留着摩崖题额“山水□清□”五个大字;下方的明窗西,镌有“云深处”径尺三字;靠近第3窟,上方有一石室,门额题“碧霞洞”三字。
这些遗迹,显然不是北魏刻石,而系后代增凿;也不似佛僧所为,而属于道教之物。
▲第2窟明窗上方“山水有清□”
“碧霞”乃碧云、青霞之意,多见于宋元诗词中,描述的是道家闲云野鹤式生活的一道风景。洞,是道人居住之所,所谓“洞天福地”也。
在道教诸神中,有曰“碧霞元君”,传说是东岳大帝之女,北宋真宗时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碧霞洞,当系碧霞元君所居洞府。
见于史志,道士隐居的碧霞洞不止云冈。长春真人丘处机再传弟子、云州金阁山(今河北赤城西北)灵真观的洞明子祁志诚(1219~1293)诗云:“靠山偎水构一窝,溪田自种几千科”;“深隐碧霞无伴侣,高山流水作比邻”;“碧洞深藏无限景,孰知蓬岛在人间”(《道藏·西云集》)。祁真人出山前,隐居于碧霞洞。清乾隆《凤台县志》卷17载《宿仙山朝元观题示》诗:“仙翁得仙事惝恍,碧霞洞主元元孙。”作者李俊民(1175~1260),状元,山西泽州人;凤台县,即今晋城市;碧霞洞在朝元观内。又,清光绪《山西通志》卷161《方外录》:“姜善信,赵城人。礼莲峰真人靳道元为师,隐居碧云洞,十年块坐一龛。中统间,世祖南伐,驻师驿亭,召善信问行师事,特陈仁义之举。”世祖,即忽必烈;南征,在其即位建元以前的宪宗蒙哥汗时(1251~1259);碧云洞,清道光《霍州志》卷22作“碧霞洞”。
上述河北赤城、山西晋城、霍州三处碧霞洞,都出现在金元交替的蒙古国时代。
▲第2窟明窗西侧“云深处”
▲“云深处”周围残留的一些文字
云冈石窟的碧霞洞,居中开门,两侧各一窗,上部复有三窗,造型与北魏石窟迥然不同。外壁有一对梁孔,证明当年临崖架建过堂宇;洞中四壁也有梁孔遗迹,大约是为了搭建二层,一为供奉道家之神,二为隐士居住之处。
“云深处”、“山水□清□”所在的第2窟,有水出焉,明清号曰“石窟寒泉”,最为云中(大同市旧称)胜景。寒泉窟与碧霞洞,下临深溪,上揽白云,俨然一处道家崇尚的“青山云水窟”(李俊民诗句)景致。
云冈石窟被道人辟为仙境,碑碣无存、方志未载,不知始于何年。若就三处石刻的风化程度,比较清代摩崖题记分析,大致可以推测为明代以前,极可能与前述三处碧霞洞的时代相当。
对此,有一旁证可资参考。在云冈第33窟北壁,留有元代若干墨书游记,日本国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金石录》记至元年间(1264~1294)一则曰:“鲁班造就石佛山,不见僧人□自记。”这条竖书游记,写在菩萨弟子的右肋部,今天犹存。
为什么元初游人到云冈没有看到和尚,而特别留言慨叹?令人深思。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兵荒马乱,僧人逃遁,古寺荒废;二是佛山改换门庭,竟为外道居止。
检阅经籍,历史昭然。
▲碧霞洞
翻开中国宗教史,佛、道二教斗争与消长此起彼伏,而总体上释教占据绝对优势。到在北宋真宗朝,特尊道教,大修宫观,老氏盛极一时。金兵破汴梁(今河南开封),灭北宋,国界南推,北国道教始重。
大同地区,自北魏平城时代,寇谦之道教昙花一现,随后形成以云冈石窟为主的佛教中心。后世或为边疆,或为游牧民族盘据,往往胡汉杂居;佛教因本胡教,始终被当地居民尊奉。特别是契丹辽朝、女真金朝,立大同为西京,对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等庙宇都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建。
大约金初开始发生些许变化,北宋神霄派传人元真子张侍宸被迎至云中,住持开元观;后来,其徒青霞子阎德源继任。阎氏在大同城西筑玉虚观,后受命提点中都十方大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大定二十九年(1189)死于玉虚,《墓志铭》曰:“使太上之教丕阐于朔方者,先生之力也。”(大同市博物馆藏《西京玉虚观宗主大师阎公墓志》)。可见,直至金代玄风北渐,道教才在雁北地区站稳脚跟。
▼石雕狮子
金代阎德源墓出土
▲石雕八卦香炉
金代阎德源墓出土
▲豆青釉暗纹长颈瓷瓶、白釉瓷罐、白釉印花碟
金代阎德源墓出土
自金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大举南伐,到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定都燕京(今北京市),逾半个世纪,是中国北方极为混乱、黑暗的时期,同时也是道教特别是全真道大发展的时期。
蒙古大兵压境,西京大同率先陷落,金源氏被迫自中都南迁汴梁。1217年,蒙古统帅木华黎于燕(今北京)、云(今大同)建立行省,分兵太行山两侧南征。十七年后(1234),金朝灭亡,北中国沦入蒙古贵族分割统治之下。在那兵燹连年、生灵涂炭、风雨飘摇的岁月来临之际,金人王喆(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以道释儒“三教归一”为旗帜,经弟子马丹阳、谭处端、丘处机等“七真”大力推行,在北方民间迅速形成一大潜在的政治力量。
1219年冬,成吉思汗遣使赴山东莱州,召请长春真人。明年春,丘公率十九弟子北上,经燕京,涉山后西行。1222年,到达西域雪山(今阿富汗境内),丘公劝以敬天爱民、清心寡欲,得到大汗的赏识,被尊为“神仙”。第二年,派兵护送东归,赐虎符、玺书,命掌管天下道教,尽免全真道差税。
1224年,丘公还居燕京天长观。据《元史·释老传》载:“时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一时间,“玄风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学徒云集”(《道藏·云山集》),全真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王重阳画像
▲武昌长春观内的壁画“全真七子图”
丘处机在西京(辖今晋北、蒙南、冀西北)一带,留有深深的足迹。
《道藏·磻西集》中,有他答《岭北西京留守夹谷清神索》诗一首:“东海疏狂犹目断,西京留守未心开;去年奉敕三冬往,今夏赍书九月来。北地官荣何日罢,南山道隐几时回;直须早作彭城计,燕国家风自不隤。”夹谷清神,《金史》作“夹谷清臣”,大定二十六至二十八年任西京留守;此前为陕西路统军使,兼知京兆府事,曾邀丘公赴终南山刘蒋村主持修葺王重阳故庵。该诗,约系大定二十八年(1188)丘公奉旨主持燕京万春节醮事毕;秋后,归终南山,途经大同时所作。诗中,既表达了丘公对燕、云北方道教发展前景的忧虑,同时也透露出云中之地道业未昌的现实。
时隔三十五年(1223),丘神仙由雪山返回西京汉地,则一扫往昔的惆怅气息,换作一派受命钦差、救民水火的慷慨。七月“九日至云中,宣差、总管阿不合与道众出京,以步辇迎归于第。楼居二十余日,总管以下晨参暮礼,云中士大夫日来请教,以诗赠之:‘得旨还乡早,乘春造物多;三阳初变化,一气自冲和。驿马程程送,云山处处罗;京城一万里,重到即如何!’……又闻宣德以南诸方道众来参者多,恐随庵困于接待,令尹公约束。付亲笔云:‘长行万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纵横无赖!’……八月初,东迈杨河,历白登、天城、怀安,渡溃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帅具威仪出郭西,远迎师入居州之朝元观,道友敬奉,……有云:‘王室未宁,道门先畅;开度有缘,恢弘无量。群方帅首,志心归向;恨不化身,分酬众望。’十月朔,作醮于龙门川。望日,醮于本州岛岛朝元观。十一月望,……醮于德兴之龙阳观。……十二月既望,醮于蔚州三馆。……甲申之春二月朔,醮于缙山之秋阳观。”(《道藏·长春真人西游记》)。
丘公在山后大同、张家口一带盘桓半年多,开演法会,宣道度民,西京州县成为他作为官方教主的首善之地。
▲丘处机画像
1227年丘长春死,门徒清和子尹志平、真常子李志常相继接任,全真道达到鼎盛。
先是,蒙古大举“兵火已来,精剎名蓝率例摧坏。”(元《至元辩伪录》,下同)。丘神仙载誉归来,各地全真教徒大建宫宇,多改废寺为观。“始居无像之院,后毁有像之寺;初夺山林之精舍,……以修葺寺舍、救护圣像为名。居之既久,渐毁尊像,寻改额名。”“打佛像而安老像,废菩萨而作天尊。……京城及内属州县,占夺寺舍,侵植田园,磨毁碑幢,损灭佛像。……其余东平、济南、益都、真定、河南、关西、平阳、太原、武朔、云中、白霫、辽东、肥水等路,打拆夺占,碎幢磨碑,难可胜言,略知名者五百余处。”
涉及山后地区,《辩伪录》载:“西京天城毁夫子庙为文成观;……太原府丘公弟子宋德芳占净居山,穿石作洞,改为道院,立碑树号;……(混)[浑]源西道院本崇福寺,道士占讫。……德兴府水谷寺,旧来佛像及十六罗汉,并是石作,妙尽奇功。兵火之后,无僧看守,有诸道士窃而居之。日久绵远,恐僧争夺,故泯其迹,遂毁诸像,填于水堑。”
天城,即今天镇县,改孔庙为道观,约在丘公掌教时;净居山道院,即今太原龙山石窟,开凿于1234年;德兴府,即今河北涿鹿。祥迈《辩伪录》,因主述燕京地区全真道改寺为观之事,故对其它地区除几例重点提及外,只是泛泛而言云中等路“打拆夺占,碎幢磨碑,难可胜言,略知名者五百余处。”不过,仔细考察这段历史,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全真教在大同一带发展的轨迹。
▲太原龙山石窟
▲龙山石窟虚皇龛
由全真教宋德芳(道号披云子)主持兴建
▲龙山石窟三清龛
由全真教宋德芳(道号披云子)主持兴建
▲龙山石窟卧如龛
由全真教宋德芳(道号披云子)主持兴建
▲披云子自赞龛
由全真教宋德芳(道号披云子)主持兴建
▲七真龛
由全真教宋德芳(道号披云子)主持兴建
《道藏·甘水仙源录》卷6《浑源县真常子刘君道行记》:“癸未秋,真人丘长春入觐回,君执弟子礼,迓诸银海之东。……因授秘诀,加号真常,令筑室西京。未几,推为道官长。游戏十年,庭无一讼。逮长春仙蜕,清和绍休,尤与君相得。”银海,盖今内蒙古凉城的岱海;刘真常(字道宁),原本行道于浑源恒山,经丘公收归全真;尹清和,随丘师东归后,住持缙山(今延庆县北)秋阳观、德兴龙阳观、上谷烟霞观,布教于武川(在今宣化)以东的山后地区,故与刘真常友善。
1227年,尹清和继掌道门。1235年前往终南山全真祖庭(在今西安市西南四十公里的户县祖庵镇),“由云、应南下,所至原野道路,望尘迎拜者,日千万计;愿纳宫观为门弟子者,若前高之玉虚、崞县之神清、定襄之重阳、平遥之兴国,咸请主于师。”(《道藏·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下同)。道教各宗枝,纷纷投附效忠。其中,主动让贤的崞县(今原平崞阳镇)神清观住持云阳子柳志春,即马丹阳弟子薛知微(1150~1232)之神足。薛氏一生,“度门弟子数百人,唯侯志忍、柳志春、唐志安、范志冲四人为入室,皆立观度人于河东、云、应间,为当代之高道。”
从《道藏》相关记载推测,唐志安、范志冲约在丘公归西京后,来到大同、应县一带仙居。1236年春,尹道统规度祖庭宫观;“既而,被命于云中,令师选天下戒行精严之士为国祈福,化人作善。”(《甘水仙源录》卷3)。西京大同全真教再掀高潮。《甘水仙源录》卷8云:“全真为教,始以修真绝俗、远引高蹈、灭景山林,如标枝野鹿,漠然不与世接。……终之,混迹人间、蝉蜕泥滓,以兼善济物为日用之方。”可见,云冈碧霞洞及其道观,属于全真教初期作品。开山架阁,工程非小,可能与清和道主亲临大同有关。
▲全真祖庭
西安重阳宫
云冈石窟,千古名刹,而今明代以前碑碣、经幢荡然无存;金代灵岩大阁,考古发掘不见朽木灰痕,有拆毁之嫌;后世包泥像里,多有砸毁之躯。特别是第1、2窟内,佛胎外的包泥彩像,溜肩匿手,形象猥琐,表情怯懦,不类云冈庄严佛法,有似太原龙山全真道像。
《辩伪录》讲:“兵火之事,代有废兴,未尝有改寺为观之事。”金元之际全真道入主云冈,必然是一场灾难。
▲云冈石窟第1窟内景
▲云冈石窟第2窟中心塔柱,东面第三层
当全真道鼎盛之时,佛教声势渐复。蒙哥汗五年(1255)、七年(1257),少林寺住持福裕上表,指责全真道杜撰伪经、改庙毁佛。在西僧那摩等支持下,朝廷先后召李志常、张志敬到和林(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与僧人辩论,道士理屈。廷命禁造、焚毁伪经,归还侵占的寺院。参与辩论的十七名道士被勒令落发为僧,中有“西京开元观讲师张志明”(《辩伪录》)者,足见当年大同府全真道之盛。
同年“秋,少林复奏:续奉纶旨,伪经再焚,僧复其业者二百三十七所。”(《辩伪录》张伯淳序,下同)。不久,忽必烈即位,尊西僧八思巴为国师,佛教被确立为国教。至元十八年(1281)“冬,钦奉玉音,颁降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余说谎经文尽行烧毁;道士爱佛经者为僧,不为僧道者娶妻为民。”
大约此后,各地被占佛寺全部恢复,甚至出现了反侵道观之事(元成宗时弛禁,全真教复苏,归还)。二十二年(1285),“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元史·世祖纪十》)。普恩寺,即今善化寺。云冈佛寺的重建,应在各地僧人来临之前。
▲大同善化寺
关于金元之际这场佛道之争,道家耻言,释氏记述混乱,且不全面。幸赖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文,发微索隐,多有澄清。但是,援庵先生忽略了一位高僧。
《辩伪录》记:1257年全真道士廷辩败北,“遣使臣脱欢将(者)[着]樊志应等十有七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论毕,那摩大师使西京明提领、燕京定僧判、玉田张提点、德兴府庞僧录及随路僧官,监守防送来到燕京。”
西京明提领,即海云禅师之徒、西京大华严寺住持慧明。
海云(1202~1257),号也,姓宋,名印简,山西宁远(今五寨)人。早年为僧,蒙古大兵南下被俘,后入燕京住持大庆寿寺(原北京西长安街双塔寺)。1242年,“护必烈大王请师赴帐下,问佛法大意,王大悦,从师受《菩提心戒》。……奉以师礼。”(《补续高僧传》卷12)。1251年,蒙哥汗“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元史·世祖纪一》)。六年后,卒于大同华严寺。
慧明(1199~1270),蔚州灵丘李氏。今大同市博物馆存有至元十年(1273)祥迈《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碑记:慧明早年,拜西京南关崇玄寺崇业大师,受教为徒。数年后,“决志游方,遍寻禅匠。……后抵燕之庆寿,参海云老师,一见欣然,便通入室。”1245年辞师,归隐灵丘曲回寺。1250年,代海云师住持西京大华严寺,遂重修寺院。1255年“春,庆寿虚席,燕京府僚及海云疏,命师主之。”
关于明公代师提领汉地释教,住锡“庆寿三年”的事迹,我们仅知大概。第一年,立《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师碑》;第三年,在和林参与主持释道廷辩。又,“世祖与太子屡临法筵,出内帑作大施会。”(《补续高僧传》卷25)。明公自和林归燕京不久,退隐曲回。“闲庭净几,翛然静适者数年,而华严之命复下矣。”(《元慧明传》)。至元七年(1270)二月,在华严寺圆寂。
▲大同华严寺全景图
▲华严寺山门、大雄宝殿、华严宝塔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8《至温禅师塔铭》云:“故太保刘文贞公,长师一岁,少时相好也。刘公厌世,故思学道,师劝之为僧,同参西京宝胜明公。既而,为世祖知遇,侍帷幄为谋臣。”刘文贞公,即元世祖时重臣刘秉忠;至温(1217~1267),与秉忠是邢州(今河北邢台)同乡;“西京宝胜明公”,约即慧明。
《明公和尚碑》记,慧明投西京崇业大师,“未周数载,幽致大通。……学者追崇,负帙座下。”秉忠、至温当在追崇者之列。《元史·刘秉忠传》:“后游云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潜邸,海云禅师被召,过云中,闻其博学多材艺,邀与俱行。既入见,……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藩邸。”
南堂寺,又号永宁寺,在明清大同城东南隅,与南关崇玄寺相近。1242年刘秉忠随海云北上,值慧明游学庆寿,有可能经他推荐。关于至温,《塔铭》曰:“世祖征云南还,刘公请承制锡师号曰:佛国普安大禅师,总摄关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怀、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赐。师锐意卫教,凡僧之田庐见侵于豪富及他教者,皆力归之。……五台山清凉胜会,凡百昼夜,既得请,兴废于兵火数十年之后,师假贷以经始,……山之真容等院因以完实,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余绪也。师既开山龙光,又作大都之资圣、真定之安国、汾阳之开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兴化、三河之莲宫,余不能尽纪。宪宗末年,僧道士有诤,各为违言以相危,上命聚讼于和林,剖决真伪。师从少林诸师辨之,道士义堕,薙须发者十七人。道宫之复为僧者,以千百计。”温公不仅参加了廷辩,还主持了许多佛寺的收复与重建。
海云、慧明相继住持燕京大庆寿寺和西京大华严寺,总统汉地释教,正值佛道斗争白热化阶段,也值佛教势力由劣转强、大规模收复失地之时,无疑是这场运动的直接领导者。
史籍虽未明载他们在这方面的作为,但海云又曾住锡兴州仁智寺、燕京竹林寺、易州兴国寺、兴安永庆寺、昌平开元寺、真定临济寺、云中龙宫寺,“凡得师法乳者一十三人,落发弟子千有余人;受戒俗徒、王公贵人,不暇百数;善友信士,以千万计。”(大同市善化寺藏《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舍利宝塔记》)。慧明“前后五迁大刹,……出家门资隶名受训者,百有余人,在家士女请名禀教者,亦千余数。”(《明公和尚碑》)。兴教护法之功,卓然可见。或许,当年海云避居西京、明公退隐曲回,其真实原因正在于此。
▲海云禅师石雕像
庆寿寺灵塔地宫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观慧明生平,承海云衣钵,门生徒孙遍天下。《明公和尚碑》曰:“嗣袭法道者七人:首曰昭冲,奉旨住大庆寿寺,承海云之道,为僧门总统;次曰义辩,住西京南关崇玄寺;次曰法钟,继住华严,堂构先业。余者各为一方法主。”
各为一方法主的四位徒弟,不知住持何寺?而书写碑文的“曲回山寺住持、嗣法松庵悟圆”,约即其一。仅大弟子昭冲继住庆寿,为僧门总统一例,即非同小可。又有妙文(1237~1319)者,“蔚州孙氏子,九岁为僧,十有八畦服游学,跋涉云、朔、燕、赵之墟。具戒,抵京师,依大德明公,学圆顿之道”(《补续高僧传》卷4),后住持蓟之云泉寺、大都宝集寺。据《元史·张思明传》:“仁宗即位,浮屠妙总统有宠,敕中书官其弟五品”。妙文也曾一度出任北方佛教总统。按海云、慧明门下这批僧侣,自蒙古国时代到元朝前期,至少七八十年,一直属于中原佛教的核心领导集团,抑道兴佛,决非无所作为。
在云冈石窟山上,旧有三幢墓塔。其一镌曰:“开山历代祖师:明公、﹖公、汝﹖公、喜公、□□、□□、糹﹖惠、续贵,徒宗玉、宁崇福﹖。万历十九年九月拾九日,重修见塔。释子宗禄、宗净﹖,门徒惠义、惠安,□徒﹖□□、明觉、□□。□平府石匠杨进﹖全。”(日本国《云冈石窟·金石录》)。这块《开山历代祖师》石铭,今已无存。按明万历十九年(1591)重修者,为“宗”字辈僧,上溯祖师约为七、八代,住持云冈者约10人,加上现任住持宗禄,约为11人。即便中间没有漏记,开山始祖明公,也当系元代人。
此明公,从大同及云冈历史推测,应当就是慧明和尚。可惜,碑中明公以下二人的名字泐不可辨,我们无法从《明公和尚碑》阴所刻徒、孙的名单中确认其人了。
考古专家 张焯
1963年10月生于山西大同。1985年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1988年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文物博物专业研究馆员。现任云冈旅游区管委会主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著有《云冈石窟编年史》等多部著作。
图|云冈石窟研究院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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