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王阳明的朋友圈，原来与高人做朋友需要这些特点
2023-08-16 04:07:05
弘治十四年（1501）的“九华问道”使得王阳明深化了对佛、道两教的认识，更刺激了他对出世思想与隐居生活的向往。正是这一隐逸情结，再加之他对自己“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的追悔，促使王阳明决定践行“筑室阳明洞”这一隐逸实践。据《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在践行隐居生活的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佛氏的思考与探索，包括“行导引术”、同王文辕、王琥、许璋等“越中诸友”的切磋论道及进行静坐修行等活动。
其一，“行导引术”；导引术，又称导引、导引，今称气功，系一种与天地相契、主静适动、气和体柔的道教养生术。据《丘子》《庄子》、（南朝梁）陶弘景《养性延命录》、（唐）慧琳《一切经音义》等道、佛经典中记载，“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学长不死，收其精神，为导引术”，“凡人自摩自捏，伸缩手足，除老去烦，名为导引”。可见，导引术是养气与养形两者的结合，普遍见于佛、道两教经典中，为佛、道两教所共享，其作用在于“祈福免祸，益寿延年”，“祛世俗缘，万世俱可置念”。
而导引术的这一效用恰好吻合王阳明治疗身体与出世去烦的急迫需要，因而王阳明“病归，辟阳明洞为书舍，更讲神仙之事”，“辟阳明书院，究极仙经秘旨，静坐，为长生久视之道”。在阳明洞中，他力行导引术，诵读佛道两家经典，通过类似于禅定的静坐修行，“久之，遂先知”，“恍若有悟，蝉脱尘坌，有飘飘遐举之意焉”。
其二，“越中诸友”所建构的“辩论社群”之影响；除了自己“行导引术”与静坐修行之外，王阳明还常常注重同王文辕、许璋、王琥等“越中诸友”的切磋论道，形成了以儒佛共享为宗旨的“辩论社群”，从中深化了自己对佛家学说的认识。对于王阳明与“越中诸友”的交往，王阳明弟子钱德洪、黄绾多有记载，其中以王文辕、王琥、许璋、朱纯等人为代表。
王文辕，字司舆，钱德洪《王阳明年谱》称王思舆，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称王思裕，徐爱《贤思叙》称黄司舆。其“励志力行，隐居独善”，是一位颇具出世主义的隐士。在为学方面，他“少学为古文，级类庄、列，诗逼唐人，读书不牵章句”，著《茹凌稿》《皇极经世》《律吕》等作品。面对成化、弘治年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朱子独尊局面，他与王阳明一样“不主先入之言”，“独破旧说”，倾心于“专以尊德性为主”的含有佛禅义理的陆九渊学说。
总之，在性情、为学、思想等方面，王文辕与王阳明颇为“英雄所见略同”，因而“惟阳明与之友，莫逆也”，在王阳明所著《冬夜偶书》、《夜坐偶怀故山》等诗作中可见他们深厚的情谊，从侧面映证了王文辕是阳明早年最相契的志同道合者之一。作为王阳明早期的交游者之一，王文辕对王阳明的影响散见于他们的交往历程中。除了上述他们在阳明洞中的交往，还有王阳明于正德十一年（1516）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江西等地时，“见黄舆子，黄舆子欲试其所得，每撼激之不动，语人曰：‘伯安自此可胜大事矣。’盖其平生经世之志，于此见焉。”在王文辕去世后，王阳明开始倡导良知学说。
对此，季本（王阳明高第）《王思舆传》记载：“人多非议之，叹曰：‘使黄舆子在，于吾言必相契矣’。”黄宗羲《明儒学案》记载：“时多讪者，叹曰：‘安得起王司舆于九原乎’。”可见，王阳明与王文辕交往甚笃，而正因此，王文辕出世隐逸的性情、“独破旧说”的思想主张势必对王阳明产生重要影响，故有“阳明之学由王司舆发端”的说法。
与同王文辕的密切关系相仿，王琥是王阳明在隐居阳明洞时期的交往者之一，亦是王阳明晚年的弟子。其自号“野翁”，被阳明高第徐爱称赞为“贤民”。以诗文见长，著有《亭山》等数篇诗赋。据张焕《重建稽山书院记略》记载，正德年间，“刑部尚书王公明仲，楚府长史王公冕与儒生王琥，素怀兴复，唱鸣义举”。这足以证明王琥是一位颇受高官勋贵尊崇的隐儒。
王琥与王阳明的交往始于阳明隐居阳明洞时期。正德八年（1513），王阳明与王琥、许璋等人在永乐寺“流连信宿，赋诗于此”，徐爱著《游雪窦因得龙溪诸山记》也记述了这一年阳明同王琥、许璋等人同游浙江雪窦山的事迹。正德十二年（1517），王琥与徐爱商定“乘兴来游（赣州）”，目的是在于协助巡抚南、赣等地的王阳明。王阳明闻迅后，称“得引手一扶”。嘉靖元年（1522）年，王阳明与王琥、邹守益等人游浮峰山。其时正值王阳明之父王华去世，陆深所著《海日公行状》其实是“按王君琥所录行实”。可见，王阳明与王琥的交往贯穿阳明三十一岁之后的人生历程，而王琥本人所具有的隐儒本色势必也影响着王阳明的思想与践行。
在王阳明的“越中诸友”中，许璋是一位亦儒亦佛的代表人物。许璋，字半圭，“淳质苦行，潜心性命之学，其于世味治如也”，王阳明称其为不可多得的“山林枯槁之士”、“贫良之士”。在为学方面，学无师乘，”“潜心性命之学，不求仕进，凡天文地理及孙吴韬略、奇门九遁，靡不精晓”。“尝蹑履走岭南，访陈献章，至楚，见白沙门人李承箕留大厓山中者三时，质疑问难，亦不至岭南而返”。许璋所学之杂之广，与被其世讥为二氏之学的白沙学派多有纠葛，自然而然地囊括佛学。所以，许璋思想中必然带有厚重的佛学色彩，同样影响着思想上与他“互有资益”的王阳明。
在弘治十五年（1502）隐居阳明洞至正德十六年（1521）归越讲学之间，许璋在思想、事功等方面屡屡有助于王阳明，“惟先生（王阳明）与司舆数人，相对危坐，忘言冥契”。在正德十四年（1519）宁藩朱宸濠叛乱时，“遣子遗文成枣、梨、江豆、西瓜。文成惊悟，出差乱兵，遂不及难”,并且“教（王阳明）以奇遁诸书及武侯阵法”，“后得诛叛拴王，皆璋力也”。在正德十六年（1521）自江西归越后，王阳明“每访先生，菜羹麦饭，合宿不厌。”作为与王阳明“共参道妙”者之一，许璋可被视为阳明前期思想探索中的具有重要启发式人物代表。
除王文辕、王琥、许璋三人之外，王阳明早期“越中诸友”亦有数位。如朱纯，“博雅有儒行”，“能诗，风格高古，与邑人罗欣、高暠结鉴湖吟社”，著有《陶铅》《驴背》《自怡》等作品。又如邹鲁英，其人其事虽在《若耶溪送友诗并序》中语焉不详，但借助于王阳明所著《若耶溪送友诗》可晓，他亦应是一位富有才华与豪情的人物。
纵观王阳明在隐逸实践中结交的“越中诸友”，他们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其一，德才兼备；王文辕“七岁时，拾遗金一鐉，坐待失者归之”，“乡人慕其德者，皆乐亲自”，“读书多自得，不牵章句”。王琥其人被称为“贤民”，以诗文见长。许璋淡泊名利，淳朴苦行，通晓天文、地理、兵法、奇门九道等各家学说。朱纯性情博雅，有儒士之风，擅长诗作并著有诗集。
他们隐士、处士及贤民，可谓亦佛亦儒。王阳明在与越中友人“相朝夕，取其资益”的交游中，无形间势必深受他们的佛家出世与主静的影响，沉溺于佛、道隐逸之趣，但事实上，隐居阳明洞的静定修行始终无法让具有儒家底色的王阳明无法找寻其“吾道”，从而预示了他从关注朱子格物、佛学向反思朱子与佛家，再向援佛入儒的认识理路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