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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农教授: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亥革命中的作用

2022-09-11 00:42:25

高振农教授:论章太炎佛学思想在亥革命中的作用

高振农

章太炎,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宣传家,他在早期的战斗业绩,如政治上高举“反满”大旗,积极投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活动,并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在斗争中立场坚定,毫不畏缩和妥协;为革命被囚于西狱,流亡至日本,置生死于度外,不为艰难困苦所吓倒。在思想上高举无神论大旗,利用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吸取近代西方进化论思想和机械唯物主义,反对宗教神学,等等。对于这些,很多学者都是承认的。但是,章太炎用佛学思想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用佛学思想作为他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在这些方面,一般又都认为只有消极作用,没有积极作用。本文想就这一点,谈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章太炎用佛学思想批判基督教神学的积极作用应当肯定

章太炎的无神论思想,除了继承中国古代的无神论传统以及吸取近代进化论的学说以外,也吸取了佛学中一些积极的思想。他的无神论思想虽在《NFD63书》中早有反映。但是,他在1906年发表于《民报》上的《无神论》一文,乃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一篇批判宗教神学、闪耀着唯物主义光芒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文章里,他驳斥了基督教的“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教,论证了“上帝”根本不存在。他指出:“唯物之说,犹近平等,唯神之说,崇奉一尊,与平等绝远也。”这里从平等观点出发,反对有神论,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欲使众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这又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神权思想、打破封建迷信束缚的战斗口号。在当时说来,它不仅在哲学思想上显示了它的先进性,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侵略,鼓舞革命者的斗志,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样一篇富有战斗性的檄文,所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佛学。文章一开始,就把哲学分为三类,所谓“唯神、唯物、唯我”。认为“唯我之说,与佛家唯识相近”,“而唯物之说,有时亦为佛家所采”。他还列举了佛教在各个发展阶级所产生的不同派别,来论证佛教并不反对唯物,也不主张有神。他说:“小乘对立心物,则经部、正量、萨婆多派无不建立极微(最小的物质),大乘专立一心,有时亦假立极微,以为方便。”其所以“以物为方便而不以神为方便”,是因为“唯物之说,犹宾平等”。章太炎在这里把哲学分为唯神、唯物、唯我三类,当然不很科学。因为在哲学根本问题上,只有唯物、唯心之分,所谓“唯神”、“唯我”,都不过是唯心主义而已。而他把佛学思想看做并不反对唯物,这也有些牵强附会。因为佛学思想,从哲学根本问题上来说,与其说是倾向于二元论,毋宁说是一种唯心论。从这一点上来说,章太炎之研究佛学,并没有在哲学根本问题上抓住佛学思想的本质。但是,章太炎的用意在于利用佛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即不主张有神这一点,来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应该说有它的积极意义。

此外,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还运用了佛家逻辑即因明的方法,对基督教宣传的“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说教,进行透彻而全面的驳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他针对基督教证明“上帝”存在的四条理由,即所谓“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绝对无二”、“无所不备”等等,一一加以驳斥,用的就是佛家逻辑因明的推理方法。他认为《新约》中的所谓“上帝”,即不是由直觉(感性认识)的方法得来,也不是由自己直接证悟得来,乃是用类比推理的方法推论出来的。既可以推论出它的存在,也可以推论证明其不存在,所以可以断言它是不存在的。因此他说:“凡见(现)量自证之所无,而比量又不可合于论理者,虚撰其名,是谓无质独影。”既然“神”或“上帝”的存在,不是人的感觉和推理所能证明,就只能是毫无根据的妄说(“无质独影”)。这里所讲的“现量”、“比量”等等,都是佛教因明的术语。章太炎用佛家逻辑因明的方法,来驳斥基督教的有神论,是很机智的。因为在美国传教士怀定所作的《神政汇考》里,曾荒谬地从逻辑上来推论“上帝”的存在,章太炎以牙还牙,驳斥有力。

章太炎用佛学思想来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除了有其理论上的意义外,还有它的现实意义。当时,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我国的工具,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遣队。而我国也有一些民族败类,拜倒在洋人脚下,为虎作伥,狼狈为奸,欺压人民。正如章太炎所说,“中国人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因此,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没有真基督教”(《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这里,章太炎从本质上认识到了当时基督教的危害,感到必须从根本教义上,即从“上帝”创世说上去批判,才能触及要害。这种批判和揭露,对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干着帝国主义侵略勾当的外国传教士和一些“崇拜西帝”、仗势欺人的民族败类,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或许有人会说,章太炎的《无神论》一文是有进步意义,但他接着又写了《建立宗教论》,主张建立新宗教——佛教,这就是倒退。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因为这两篇文章,不仅在发表的时间上相差仅两个月,而且在内容上都是既肯定佛教又反对宗教神学的。在《无神论》一文中,他主要是批判基督教的有神论,但也肯定了佛教,已如上述。而在《建立宗教论》中,中心思想是要建立一种无神论的宗教即佛教,但也并未放松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例如,他说:“居今之世欲建立宗教者,不得于万有之中而横计其一为神,亦不得于万有之上而虚拟其一为神。”他从否定一切出发,也否定任何上帝鬼神的存在,明确指出“此心是真,此神是幻”,如果“执此幻者以为本体,是第三倒见”。可见两论对有神、无神,对基督教和佛教等等的看法,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不存在倒退的问题。

用佛教的无神论思想去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在章太炎的一系列言论中都有反映。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就说,基督教“就理论上说”是“荒谬可笑”的,是“不合哲学”的,因此“略有学问思想的人,决定不肯信仰”。只有“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他还认为,佛教的“十二缘生的道理”,“有许多的哲理”,“在哲学上今日也相宜”。很明显,这是用佛教的“十二缘起”理论反对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由此可见,章太炎的无神论观点,并没有因为写了《建立宗教论》而有所改变。直到晚年所写的《〖FJF〗NCC36〖FJJ〗汉微言》,仍坚持反对天、神、鬼的观点。他批判了杨仁山认为欧洲人生活比我们好是因为“前生信佛”的荒谬观点;也驳斥了那种“宿命应富”,“千金自然可致”,“宿命横死,虽多方趣避怨家,必自然就之”的定命论思想,指出从未有“见终身甘寝不起床坐,钱币自就其前者”。他还把“佛书记神变,如大地震动,天雨华(花)等”,看做“是言必非事实,要是记者形容逾溢之辞”。这都说明章太炎的无神论观点是贯彻始终的。

章太炎把佛教看做是无神论宗教,当然是一种片面观点。但也不能说纯粹是信口胡言。因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有其错综复杂的情况。原始佛教在古印度,一开始确实是不尊奉人格神、不崇拜偶像的。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理论,在反对婆罗门教的神权统治及其梵天创世说方面是有贡献的。他猛烈地攻击了“上帝”和神创造世界万物的观点,建立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十二缘起”等自己的理论。我们不能把这一切都笼统地看做是佛教的虚伪说教,把它所包含的无神论思想看做是伪装,而不承认它在当时的积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进一步发展,也宣扬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和死后成佛等迷信,教人崇拜佛、菩萨等等,这就变成了一种有神论。特别是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受到了中国传统的有神论思想影响,迷信思想更有发展。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说:“佛教进来”,本来是“无神教”,后来“世人看佛,也是一种鬼神”,这是“与那道教的种种鬼神,融合为一”的缘故。这种说法有它一定的道理。当然,亦应看到,到章太炎时,佛教中崇拜鬼神,相信死后成佛或立地成佛等等迷信,已颇流行。由此不能说所有的佛教宗派都是无神论。但是,章太炎利用佛教唯识宗的不依靠鬼神,不尊奉人格神这一点,去反对和批判基督教神学,否定其“上帝”创世说,应该说有它的进步意义。至于说用一种唯心论去反对另一种唯心论,这正是章太炎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世界观上的局限性,我们决不能因为这种局限性,就否认他用佛学思想在与基督教神学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二、章太炎佛学思想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不能否定

章太炎用佛学思想作武器来推进改革,不能说都是消极作用。他自从和改良派“割辫与绝后”,就树起“反满”的旗帜,与改良派作坚决的斗争。特别是1906年出狱后,在日本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以犀利的文笔,写下了不少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文章,深刻地揭露了改良派“污邪作伪”、“志在干禄”的丑态,愤怒斥责革命投机分子“自慕虚荣”、“私心爱昧”的劣迹。他与立宪党人斗,与向敌人献策的吴稚晖等人斗,笔锋所到,“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进行这些斗争,所用的思想武器不是别的,正是佛学思想。例如,就在前面提到的,他在出狱后,于日本作了轰动一时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长达六千余言,公开亮出佛学思想的牌子,提出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这里所说的宗教当然是指的佛教。在章太炎看来,“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也就是要求每一个革命者都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勇敢的战斗精神,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艰苦奋斗到底。他还在演说中明确指出:“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不能有富贵利禄的思想,“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他号召人们,要像华严宗那样,为了“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他要求人们把富贵利禄看做和唯识宗所说那〖KG*9〗样,“万法唯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他认为只有把富贵利禄看做都是“幻见幻想”,没有丝毫的留恋,这才是革命者的道德:“要有这种信仰,才能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他还把佛学思想和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直接联系起来,说是“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又说“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之事”。为了寻找推翻满清政府的理论根据,他引用了佛教大乘戒律中说的“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和“杀了一人,能救众人,就是菩萨行”等说法,用以证明“主张革命”、“要求民主”是符合佛教教义的,佛教所说,是“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的。

除此以外,在同一时间,他还写了好多篇富有战斗性的文章和书信,鼓动和激励人们去进行革命斗争,同样是运用了佛学思想这一武器。如在《答铁铮》一书中,他提倡一种与中国的传统道德相符合的思想,叫做“依自不依他”。这也来之于佛教的“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的思想。他认为佛教这种“纯在依自,不在依他”,“自贵其心,不以他力”的说法,是与中国心理相符合的,它“可用于艰难危急的时刻”,在革命实践中的作用是“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惴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所谓“依自不依他”,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讲的要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当然,章太炎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去要求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但其目的还是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推翻他们的统治,应该说有它积极作用的一面。又如在《建立宗教论》一文中,章太炎说,“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另外在《答梦庵》一书中,也要求人们“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唯我独尊治猥贱性,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所有这些,虽然都是为了宣扬他的佛教观而说的,但也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即用佛教思想鼓励人们不怕死、不贪财,去掉奴隶思想,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去干革命。从这一点上来说,也不完全是消极的思想。至于章太炎本人,所以能够“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KG*9〗藏祸心”,“七次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绝不屈挠”,成为资产阶级革命队伍中一位出色的鼓动家、宣传家、“排满的骁将”、“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太炎先生二三事》),这与他笃信佛教,发挥“依自不依他”的主观能动作用也不是一点没有关系的。

我们还应看到,章太炎之所以要用佛学思想为武器,有它一定的历史原因。一方面,面对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必须进行革命。另一方面,当时的革命阵营中,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缺乏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些人功名利禄心严重,道德败坏;也有一些人害怕斗争,害怕牺牲,因而动摇不定。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思想武器来推进革命,章太炎是有所选择的。依靠西方文明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在当时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想的。可是那时西方国家已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章太炎看到一些帝国主义者嘴里高唱自由平等,实际上“则寝食不忘者常在劫杀,虽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为义所当然”(《五无论》)。所以他认为依靠西方那一套已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至于中国传统的儒学,他认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衷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所以是孔教断不可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既然依靠西方行不通,孔教基督教又必不可用,章太炎认为选择佛学思想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武器。

佛学思想,在当时说来,当然不是先进的思想武器,用它来推进革命,作用也是有限的,而且佛学思想中一些唯心主义的糟粕,也会腐蚀人们的意志。但是,应该看到,章太炎对于佛学思想,也是有所选择的。他摒弃了佛教中那些烧纸、拜忏、化笔、扶乩等等迷信思想,着重对佛教理论加以研究,并作出新的解释,使之符合于革命的需要。从这一点上看,应该说有它一方面的积极意义。而且,他的一些阐发佛学思想的言论,当时也确实起到了登高疾呼的作用。他那“依自不依他”的强调民族自尊心的思想,“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勇猛无畏”、“排除生死”的勇敢战斗气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鼓舞人们去反抗满清的黑暗统治,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加在人们思想上的束缚,从而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去进行革命斗争,无疑是有着很大的教育作用的。当时确实使得一些人从改良派中分化出来,投到了革命派的阵营,也促使革命派中一些人确实做到了不怕困难、不畏牺牲、道德高尚。这些都与章太炎的宣传不无关系。因此,决不能笼统地把章太炎的佛学思想说成只有消极作用而没有一点积极作用。

此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对他革命的积极性并未起消极作用。综观章太炎的一生,从1900年“解发辫”起,到1908年《民报》停刊时止,可说是他革命宣传活动功绩最显赫的时代。勇猛无畏的斗争精神,笔锋犀利的论战文章,在当时起了巨大的影响。而这一时期,也正是他笃信佛教,甚至公开打出佛学思想招牌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遭祝系狱,始专读瑜伽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自述学术次第》)。后来出狱到日本,又经常读藏经,写下了不少用佛学思想来鼓动革命的战斗性论文。如《无神论》、《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等等,都发表于这一时期,这充分说明佛学思想对章的革命活动,不但没有起消极作用,相反起到了推动与促进的作用。而有些文章在叙述这段历史事实时,往往把二者割裂开来,一方面赞扬他在这一时期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以佛学思想为武器的过错。其实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关于佛学思想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也应作具体分析。有些文章一谈起佛教,就认为只有麻痹人民斗志的鸦片烟作用。其实佛教传来中国后,除了为统治阶级利用来欺骗、麻痹人民外,也有为被压迫阶级利用、改造而起过积极作用的。尤其是因为佛教的某些宗派,比较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它们主张反对传统,反对权威,解放思想。这些确实可以用来作为反抗统治者的武器。从南北朝到明清时期,佛教中有不少教派(一般称之为佛教的异端),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武装起义,对农民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直接的影响。例如北魏延昌四年(515年),沙门法庆创立了一种新的大乘教,以此发动起义。其教义中有“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的说法。他利用这一说法,鼓励起义军奋勇杀敌。他还规定“杀一人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魏书》卷十九《京兆王传》),同统治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法庆在这里,还是打的大乘佛教的旗号,不过将教义加以改造过而已。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给统治者不能不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又如元末的红巾军起义,也是用白莲教作为秘密组织发动群众,向教徒宣传“弥勒降生”,“明王出世”,要大家用光明去战胜黑暗,不再过痛苦的生活。他们自称“魔军”,提出“天遣魔军杀不平”,“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口号,与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些都是佛教思想为进步阶级改造和利用的例证。

章太炎之利用佛学思想推进革命,和历史上利用佛教起义,固然各有特点,不尽相同,但对佛学思想作出新的解释,使之服从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有它共同的地方。从这方面来衡量章太炎的佛学思想,就不能全盘否定它的积极作用。或许有人会说,章太炎后来“既离民众,渐入颓唐”,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就是由于受了佛学思想的影响。我认为,对章太炎的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从现有的材料来看,章太炎在晚年,也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是时代的落伍者。虽然,他曾经反对过共产党,并在当时的反*逆流中,于1926年在上海组织“反赤救国大联合”,任理事,发通电,叫嚷“反对赤化”(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五,第856页)。以后并反对过北伐战争(同上书,第878页)。但是,当日寇侵略我国,抗日战火烽起,特别是在强敌压境,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候,他的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他坚决主张抗日,公开反对蒋介石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而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渐有改变。例如,他曾在1932年初,与熊希龄、马相伯等通电:“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坚决主张抗日,反对日本侵略者(《章太炎年谱长编》,第915页)。当“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者时,他曾称赞“十九路军赫然与强敌争命,民之爱之,固其所也”(同上书,第917页)。后来又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又如在1932年2月,他北上见张学良,于北平发表谈话,认为“对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战,中国目前只此一条路可走,不战则无路”,竭力主张抗战(同上书,第918页)。1933年2月,他又先后与马相伯发表联合宣言,从历史上论证“东三省属中国”、“热河不得为满洲国之一部分”等等,揭露和斥责日寇侵略东北三省的罪行(同上书,第928—929页)。据说他在生前曾草有遗嘱,谓“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同上书,第975页)。他还公开反对国民党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曾在1935年底《致宋哲元电》中称:“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同上书,第964页)当上海学生北上请愿,由于受到国民党阻挠而被困于苏州时,章太炎曾发表谈话,“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认为政府当局,对学生“不应贸然加以共产党头衔,武力制止”。并派代表前往慰劳,表示他对国民党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愤慨(同上书,第965页)。他还批评国民党对日本侵略者“不加抵抗”、“反对‘剿匪’名义,自图御责”。并斥之为“自绝于国人,甘心于奴隶”之人(同上书,第929页)。而对中国共产党,则承认“对于日军,必不肯俯首驯服明甚”,相信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同上书,第974—975页)。凡此种种,足以说明章太炎的晚年,在某些方面,他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爱国主义气节。同时也可以证明,佛学思想对章太炎并不都是消极作用。

如果要说思想影响的话,我认为,在晚年,儒家思想要比佛学思想对他的影响更大些。

当然,章太炎一方面激烈反对基督教神学,一方面又为佛学无神论高唱赞歌。他批判宗教神学,并不是想消灭宗教,而是要建立一种无神论的宗教。这种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二重性,正是恩格斯早就批评过的:“费尔巴哈想根据一种本质上是唯物的自然观建立真正的宗教,这等于把现代化学当做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末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是可以存在的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章太炎则是想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无神教,这更是一种不能存在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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